但凡年老健忘者，对昔时的经历故事，反而是刻骨铭心的。
白居易有句诗云:“老来多健忘，唯不忘相思。”据说白居易写这首寄好友皇甫朗之的诗时，也近六十岁了。六十岁开始健忘，是必然的事，至于“相思”，尽管此诗是指老友皇甫兄，然而若说是对旧时某位的思念，也一样说得通。因为以经验所知，但凡年老健忘者，对昔时的经历故事，反而是刻骨铭心的。
说来也颇恐惧，这种健忘的严重态势，近年来已时时向我袭来。虽说早年难忘的相思倒不太多，但“老来多健忘”却不管这些，它还是照样如期而至。最为明显的表现是，每当讲课时，以前一些张口就来或即兴所举的例子、诗句、人名，常常会张口结舌，脑子突然“卡壳”了。我只能敲敲脑壳说“让我想想”，但数秒之内仍想不出的话，那是无法让听众坐等下去的，我只能“过”。因为这些例子、诗句、人名都是有记录在“案”的，我无法现编搪塞。这个就远不如于右任先生了，于老某次家中喜添孙辈女婴，让于老给起个名，于老也敲敲脑袋说“让我想想”，结果半天没想出来，待再问时他只能仓促应付道:就叫“想想”吧。家人说那哪成啊？这也忒敷衍了。不料于老却说也有出典——“云想衣裳花想容”呀！
毕竟是于老，记忆力好，敷衍应付也照样应得高级。
健忘的前提，通常是建立在原本记忆力好的基础之上，如果本来读书就前看后忘，不擅背诵或记忆，那也谈不上什么“健忘”。这正如我们时常见人手持的扇子上或身着的T恤上，大书“难得糊涂”四字，我说此乃大聪明者所为也，若本来就是一个“糊涂人”，还配说什么“难得糊涂”呢？那么也就是说，之前自恃的记忆力愈好，之后健忘给予的失落就愈大。如我年轻时默诵过的诗文名篇，往往到老了还记得，但四五十岁之后再背的诗词佳句，就很难保证了。譬如少年时背下的《琵琶行》，至今仍可不假思索地连珠而出；而晚近背诵的《长恨歌》，稍不复习就会“卡壳”。几年前闲着无聊，也是为了抗拒日益衰退的记忆力，我将《千家诗》里的律诗背了个大半，然而一旦搁下数月不去回看，脑中则全无印象，大半又“璧还”于书了。
至于读书之健忘，于今为烈。不少以前读过甚至画过符号的书，如今取出再看，恍如初读。我有时仔细辨认一旁眉注的笔迹，简直怀疑不是自己所写。柳叶兄说，读书健忘也是一种福气，许多好书你可以反复地像初读一样。这正如尼采所谓“记忆差的好处是对一些美好事物，仿佛初见一样，可以享受多次。”
细思起来，健忘似乎也可分三种。一种是有意识的“健忘”，譬如对一些痛苦不快的回忆，进行选择性地遗忘。就像当年苏东坡路过金陵，特去拜访晚年王安石，“荆公野服乘驴，谒于舟次，东坡不冠而迎。”王闻讯高兴地赶来候驾，东坡见王老骑毛驴穿便服，自己也赶紧脱下官帽迎了上去……他们饮酒谈诗，过往的所有不快，均一概选择性“忘却”。不过，人生中也有我们一心要忘记的，但偏偏是记忆中最难忘的事。鲁迅先生的名篇《为了忘却的记念》，即是如此。
第二种是无意识的“健忘”。如果对自己的“健忘”也完全忘了，那也就不存在对健忘的烦恼了。二十年前，八十几岁高龄的丰一吟女史曾写信给我，想问问拙文中那句评丰子恺书法的引文出处，我告说是从朱光潜一文看来。数月后她见到了我，同样的问题她又问了一遍。那时她的健忘症已经很严重了，说过的话转身就不记得了，所以还需反复再问。等又过了数年后，她连问题的本身也忘了，后来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一个幸福晚年。
第三种是下意识的“健忘”，而且是自己能立马意识到对“健忘”的无奈。就像我前面提到讲课中的忘词问题，一次想不起来，只好“过”了，如果一堂课下来，三番五次地“过”，那真难保不被轰下台去。不过这种“忘词”通常我一下课就会想起来，可能是精神放松的缘故。还有我辈现今常碰到的情景，就是蓦然忘记对方的名姓，有的人本来不甚熟，倒也情有可原，但有的朋友，明明知道他是谁，心里也了解他是做甚的，但嘴边就是道不出他名字，十分尬然。遇到此时我往往先与之周旋起来，把话题聊开了再说，没准聊到一半，名字也水落石出了。
忘记对方的人名似还不算太“狠”，有的人甚至能忘掉自己的名姓。如大家都知道的那位终身未娶的哲学家金岳霖先生，某天坐车去朋友家拜访，按响门铃后，出来开门的女工便询问他姓名以便禀报，结果金岳霖竟忘了自己的名字。他让女工稍等，赶紧问一旁尚未离开的司机，司机一脸茫然，说“我也不知先生的尊名，只听见人家都称您为金先生”，金这才敲敲脑壳，恍然大悟……
这种真正“忘我”的故事，发生在哲学家身上，肯定比常人会更有境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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